参加抗战 奉令北上抗日

“八一三”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戴先生退至江山，给我一通电报及一封亲笔信，痛言敌焰嚣狂，国破危亡。把我鼓捧成智勇兼备的血性男儿，好似岳飞、韩世忠，横戈跃马，力能挽狂澜于既倒，要我星夜回浙，号召热血青年，组织别动队，不惜任何牺牲，与日寇拚斗，牵制其深入。我读函、电之后，热血奔腾，热泪夺眶，正可偿我杀敌报国宿愿。乃立向陈主席（仪）辞行。陈以我奉调前线，无法阻留，赠我一批物资，依依惜别。要我推荐继任人选，我即保荐王调勋为特警组主任。　　一班朋友，闻我上前线，纷愿同行参战。嵩高同学周廷洛，厦门大学毕业后，即在福建师范任教，这是福建培值师资最重要的学府，周资深学优，为最重要之教师，也愿投笔相随，并邀同汪寿、毛松钦、徐松坚、胡思梅（浙江八师校长胡之德之子）等，同来参军。我即请周担任政训室主任，其余屈就政治指导员。邀请宪兵四团政训员，我浙江警校二期同学陈崇威，为我的副大队长。我的部属愿组敢死队与我同行，我乃挑选魏勋等数十人，誓同生死，北上抗日。其中有名王长安者，乃南洋华侨，自称系红帮王亚樵弟子，为了保护杭州站，最先壮烈牺牲。　　我们浩浩荡荡冒着寒冬风雨，连同陈仪所赠被服、食用品、医药、器材、枪械、弹药等，分装两大卡车，由福（州）马（尾）公路局主任毛宏，亲自驾车。毛宏是我村四房叔辈，家住衢州，我在福州时，汽车修护及临时调用，皆他义务效劳，对我帮助甚大。抗战时，负责陕、甘、新公路运输苏俄物资，建功甚伟。抗战胜利后，尚来上海我家住了几天。他专任汽车运输，后因国共战事紧张，不知何往。　　我们赶到江山时，戴早离开。我即在峡口设立大队部，邀请同学祝树柏，为第一中队长，祝亦八师毕业，后入黄埔军校六期。“八一三”战役，担任连长，负伤尚未痊愈。江山县警察局督察长戚森，为第二中队长。刚离国军军官周邦超，为第三中队长。魏勋为直属区队长。好友汪春瑞辞去医院院长，屈就医务所主任。趁着腊尽岁暮，立刻开始招募中学青年，加紧训练。

昙花一现别动大队

　　此时学生队已经募集，定名为“军事委员会别动军别动第二大队”，正待开始训练。但我身无分文，上级经费一时未能接续，我又无法四出借贷，贻人笑柄，影响军心。确使我陷入绝境。幸仗峡口同顺布庄富商毛汉章之助，渡过难关。所幸组训干部六、七百人，初仅支付伙食、军服、毛毯、办公用品及军官、职员薪饷等，所费尚属有限。他帮我张罗挪借，应付急用，同时将陈仪送我的一批物资，调度运用，勉力解决困境。日后我对毛汉章，不要说没有报答，连见面的机会也没有。共军来后，闻其被斗争而死，使我终生遗憾！　　我所组训的“别动第二大队”，外人叫我“江山大队”。招募附近各县中学青年五百余人，分编三中队及一区队，在峡口训练三月，已成基干部队。上级派陶一珊、李式曾来检阅，见我操练纯熟，纪律严明，军容壮盛，甚为满意。不久奉令开拔遂安。我领队到了遂安十里铺，与东阳巍山开来的第一大队应渭水部及浦东撤出的直属中队王春晖部，合编为教导第二团。

盖当沪战后期，国军苦战难撑，当局为了分散日军主力，牵制其行动，以利长期抗战。即在军委会下，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由戴笠以书记长名义，主持全局，为发动游击战之张本。他仓促招集青年，成立青浦训练班，及皖南沥口训练班，以后即改编为教导第一团。教一、教二两团团长，都由戴自兼。教二团副团长为何行健，以后他率部挺进淞沪，旋变节投降伪组织，被王天木卫士所杀。　　教二团第一大队，皆系宁、绍一带游勇组成，很多是山泽好汉；我第二大队，则纯粹由学生组成；混为一团，格格不入。又因我不是军校出身，将我排挤，调为政治部副主任。我队干部及基本队员，与我关系极深，所招学员，也多系直接间接亲友子弟。或系乡亲，或慕名而来，全部子弟兵。我被调离，大家气愤不平。周廷洛及所有政训员等都辞职，并要我同进退。我以军令难违，不能离开；所有干部学员，则纷纷离去。

刚成立的部队，几全瓦解，我所费心血，付之东流，残部由副大队长陈崇威勉力控制。以两团为骨干，后来编为忠义救国军。崇威始终没有离开，维持我队一线香火。戚森升至营长时，抗战壮烈牺牲。祝树柏因病离开，死于家乡。周邦超亦离开，不知所终。这一打击，对我信誉、事业，损伤极大；对戴形象，亦颇有影响；大家骂他出尔反尔，虎头蛇尾，没有担当气魄，不成大器人物。　　我被排挤的原因，因我非军校出身，更非黄埔毕业。戴的平日论调，素重人才，不重出身履历，常扬言诸葛亮并非陆军大学毕业，历代名将，都非军校出身。淞沪崩溃时，他一时心血来潮，惶急应变，成立苏浙行动委员会，号召爱国健儿，组织别动队。

我被看中，给我有血有泪的函电，促即星夜来浙组军，京、沪、杭沦陷后，日方顿兵蓄锐，图用和谈，逼迫我方屈服。戴退武汉之后，坐下商讨整军计划，其左右力主：干部都用军校出身者；原则甚善，戴亦接受此方案。但因其一时冲动，我被牺牲了。现在想起，一人出身，影响一生事业至大。兹举例以证之：　　赵龙文本来抱负甚大，自杭州撤退后，担任金华区专员，兼浙江省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司令，辖两团兵力，为全浙七个支队中最有力劲旅，防守富春江右岸。赵对历代儒将，甚为仰慕，其座右铭是：“寓兵于农，寓将于学。”愿献身军旅。其后被排挤，挥泪离部队。去甘肃之前对我说：“非军校出身，不要插身军旅，吃力不讨好，每遇危难时，没有人来援手。西北藏书甚多，我要去好好读经史。”其思想一日突变，实迫于事实教训。　　又，在鲁南时，我与黄百韬来往甚密，无话不谈。黄说：“我因出身关系，处处受人制肘，不得上下左右奥援，吃亏甚大。”我甚感惊奇，对他说：“你出身陆大，把二十五军整训得人强马壮，正大有作为，何出此言？”他说：“陆大只是一个资格，并不算有力派系，非出身黄埔，仍被视为杂牌。”尚有很多实例，不胜枚举。　　我曾想回归本行，但因浙江省府迁至永康，人事全非，警政倒退，而戴对我仍重视，不时交办要案，令我监视一些失意人物，防其投敌为汉奸。适有第一大队政训员楼兆蠡，本身只一校级文人，自称什么主任，滥派很多番号、“将”官，号召游勇散兵。他被编余后，负气率属出走。戴认其叛变投敌，电嘱我追捕。

我赶至金华，将其捕获，经我细诘之下，只觉此人好大喜功，妄想招纳三山五岳人马，组织抗日大部队，并非投日做汉奸，随行者多系眷属及少数旧部。其弟楼兆元，乃我警校同学，后为国大代表。其他嘱查各人，多系地方过气人物，日军来时可能被抬出为傀儡。我向戴建议：现时不宜深究。他也接纳。　　我被调政治部副主任，到差办公。主任盛瑜，字子瑾，乃初相识。他很能干，高谈阔论，喜议论历代名将贤相，对三国周瑜、当代白崇禧，尤为倾佩。他常出外活动，部务多由我处理。有一天他介绍胡朴人来见，我令胡写了一篇文章，见其文理流畅，立论得体，字体清爽可爱，即交总干事左券发表为少校政训员。左素跋扈，常与人吵架，不知何故，左竟发表另一姓胡的。　　盛又奉令创办一个训练班，要我兼任教课。当时我心力交瘁，勉力策马过河上课。有时马交随员骑回，与欧阳彬游泳回来。欧阳彬也当过大队长，也兼授课。全班约有四十人，系盛所罗致的热血青年，以备派赴前线效命。其中有一女学员胡德珍，秀外慧中，立论卓异，文笔超群，使我留下深刻印象。

脱险回浙 顺利脱险回金华

　　我将内外勤部署妥当之后，即与朱文友殷殷握别，嘱其继续维持店称，应付伪方追查。我同时与钱塘江对岸赵龙文密切联络（我的电台与赵台本来通报），告其何时何地偷渡钱江，请其引接。即携带香烛、纸等，乘坐黄包车，伪装烧香还愿，由凌佩绅带路，绕过西湖边，穿越梅家坞，同杭州城外而去。　　当时这地区虽临前线，凤凰彩票welcome穷人为了生活，仍来往穿插，或走私偷渡，或拉车装运，龙蛇混杂，双方密探都有来往活动。监视最严的地方，土名“牛反岭”，实系一座小山：我们经过时，日军都在防御工事内，外围布绕铁丝网，没有下来盘查。　　走了一段路，遇到七八名日军，似是巡逻队，对我们怒目敌视，用枪指着喝问来意。我答：大病初愈，来此烧香还愿。日军初尚不信，押着我们走进附近茶棚内检查：这时茶棚坐着很多茶客，多是本地乡民。日军令我脱衣检查，当然什么也没有查到，见我携带香烛、纸等，问我为何到这里来烧香？我说：“病时许了很多愿心，这里的庙也是许过愿之一。”附近确有佛庙，细看我的身分证，确系杭市居民，才放了我。　　当日军盘查我时，茶客们见我是陌生人，都用异样眼光看我，表现恐惧之色：日军走后，都哄然高兴。内有二人接近我，私告赵先生派其来接我。我见其约定联络暗号无讹，即跟其同行，叮嘱凌佩绅回杭。他们带我到了隐蔽地方，上了船，划过富春江东沙洲，踏上自由国土。　　赵龙文担任金华区行政督察专员兼抗日自卫团第一支队司令，与杭富线日军隔江对峙。承其指派机要参谋何效文督率谍报参谋张丙炎，在前线布置干员，接我到其司令部。对我特别款待，指定何效文、周钟岳两参谋照顾我。何的简历前文已有提起，兹不多赘；周钟岳又名周元辅，原我别动队区队长，后去赵部担任参谋，现在台湾经商。　　浙江抗日自卫团有七个支队，以赵支队实力最强，辖第一、第二两个总队，与日军常常隔江炮战，交锋多次，表现优良战绩。我警校同学叶润华，担任迫击炮连连长，刚阵亡不久。我们在校时曾同一次参加演讲辩论会，叶辩才锋利，评为冠军，我忝列第三，对他印象深刻：今竟未捷先死，不胜悲感，曾往吊祭。

当时浙江主席黄绍竑，颇有打算将该自卫团作其基本武力，赵亦满怀文人将兵，成为儒将。他与我长谈历代儒将，为国家既为名臣，又为名将，建立功业，流芳千古。他与戴先生本极莫逆，他的出任浙江警校校长及浙江省会警察局长，都系戴的推荐，但他不愿沾上特务名义。西安事变时戴去西安赴难，自认凶多吉少，要赵接代其职位，以备不测，赵坚不接受。他对戴函电都用“节略”，自称“弟”，不用“报告”及“钧座”、“职”等称呼。并对戴明白地说：“我们间是朋友，不是部属。”后来他去西北，无形与戴脱离政治关系。他又详述历史上富春各次战役的胜败得失，历历如数家珍。他问我日军动态，我向他详细分析：　　“日军现正扩张武汉战果，威胁我中原心脏，如果我方不屈服，他必扩大战场，掠夺我物资，以达其『以战养战』，对付我们长期抗战。杭州日军，正积极修复钱江大桥，有打算进犯浙东企图。杭州以下钱江江面广阔，暗礁罗列，不宜渡江：如其进犯浙东，必在杭州至富阳之间渡江，贵部首当其冲（日后日军果在该段渡江，进攻浙馈线）。”赵留我住了多天，尽情畅谈，我才去金华。　　我到金华，寄住旅舍。等了多天，接妻电报说，她由仆人陪同，自上海乘船来宁波，到了新星，因旅费用罄，要我接济。我即赶往新昌，接其来金华。　　我被捕消息，已传闻家乡，父母忧心如焚。今得脱离虎口，又缔良缘，自应陪同佳妇回家园，拜见公婆及祭拜祖茔。即偕妻回到和仁老家，禀报别后情形及再婚经过。阔别两年，犹如隔世，全家悲喜交集。父母邀请亲属，摆设花烛，悬挂祖宗遗像，今我俩补行婚礼，父兄及族房亲属，又陪我俩逐一拜祭祖莹，答谢先祖荫泽庇佑。在家欢聚几天，我再踏上征途，我母热泪盈眶，叮咛复叮咛。我低迥轻诵：“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依依拜别，我深深体味到人生悲欢离合最难忘的亲情。斯时我三妹夫刘法林去世不久，三妹秀贵，青年丧偶，甚为悲痛，我们偕其同去金华，稍叙手足之情。　　那时浙江站设在金华，负责人毛万里，是毛人凤之弟，文思敏捷，能诗能文，颇有才子气，早受戴先生赏识。保安处谍报股股长童襄（当时各省谍报股多受军统局控制，但浙江保安处长宣铁吾，乃蒋亲信，对戴不大卖账），浙西行署调查科科长廖公劭（行署主任贺扬灵，在天目山庙里办公，廖在金华尚未去履新）。

毛、童、廖三人，都是负责浙江工作：一国三公，为了人事、工作、财务等问题，尤其人事安插，各有各的班底，加上太太们打牌口角，争吵甚烈。有一天，毛万里请吃饭，我夫妇也被邀。廖与童太太争骂不停，互打起来，童太太的翡翠玉镯也打断了。万里脾气和善，酒也将醉，其妻朱挹秋，更善良怕事，无从劝解：我夫妻都不会打牌，从未参与口舌，不知缘由，不明他们是非恩怨，只能劝解暂时息争，送各人回去。可能上级有所风闻，或万里向上级献议，要我帮助调整浙江工作。我对内勤人事组织，自不便多言，愿代视察外勤各组工作的优劣，以供调整的参考。

参加浙站调整工作 乘机补度蜜月

　　我自参加工作以来，鞠躬尽瘁，没有片刻休闲。这次参与调整浙站工作，视察外勤单位，完全客卿身分：无牵无挂，等于游山玩水。乃偕妻同行，作为补度蜜月。由金华起程，乘船顺流而下，经兰谿、建德，抵桐庐，首先视察方晓组。　　方晓，黄埔四期生，委屈担任一个小组长，监视正面富阳敌人动态、地方官吏操守、部队纪律、奸商走私等等，情况简单，难展其才，满腹牢骚。我经严东关时，买了当地名酒五加皮，船经七里陇时，买了刚由渔人捕捉到的闻名时鲜“白鱼”，就在船上品饮细尝。名酒香醇，鱼味鲜美，如今想起，仍有余味。

并据船老大说：每年在农历四、五月间，富春江还有最具盛名的“鲥鱼”，味更鲜美。逾时则只有“白鱼”了。经过严子陵钓台下，也发雅兴，低回先贤。我这劳碌命，一生倥偬，绝未想到有钓鱼机会，来到美国后，竟叨儿女之福，常常陪同垂钓。好友杜文羲夫妇，原是三儿河光夫妇的朋友，热情爽直，健谈多礼，我们成了忘年之交，他陪钓尤多。　　冉转分水视察于潜组。组长郦幼民，年轻拘谨，负责努力，很想做点成续。无奈于潜偏在山区，公路又被我方自动破坏，敌无进犯价值，环境单纯，所报材料都是社会杂事，吏治也尚清廉。县长沈时可，中央党务学校出身，地想为地方做一番事业。后撤台湾之后，出任土地银行行长（编者按：或作台湾省地政局局长），听说建树良多。归途我们经分水、桐庐，重游富春江，细细欣赏山明水秀的江南美景，再尝美酒鱼鲜，惜无照相机，未曾摄影留念。以后我离多次经过这些地方，都是匆忙飞悼或夤夜疾骋，再无似此逸情了！　　回到浙东，转往绍兴视察。组长姓名现已记不起，好像姓宋。我的印象，他交游广阔，与各方关系都很好。所报资料，对当地官员誉多赀少；对盐枭、帮会活动，情报较多。该组面临钱江出海口，江广礁险，日军很难强渡：但萧山原为来往杭州之渡口，又为浙赣路之起点，甚为重要，嘱其密切监视。他安于现职，很怕被调离。　　我在绍兴初次坐脚划船，船夫躺着用脚划船，船小如梭，其快如箭。适遇绍兴行政专员杜威（编者按：疑为杜伟），他乘大船，杜是老辈军人，德高望重，船上坐满随员卫士，颇为威风。我们船夫称他“太爷”，谅其常出巡也。　　由绍兴回金华后，我即在浙江站附近张家（村名）租寓暂住。这时，从上海附近撤出的部队一百余人，由聂宗焕率领来到金华，上级令我为队长，聂为副队长，集中金华净明寺训练。我即与这部队共同生活，予以军事训练。没有再继续视察浙站各组。　　这净明寺训练班人员，原系上海工、商、市民，以工人、学徒为多，自愿参加抗日，互相招引结伴而来。聂的出身我不清楚，他已是上校阶级，他与手下几位队附都不安于位：训练结束时，都离队他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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